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将同段同类学校区分为重点（或示范）学校和普通学校，对前者从财力、人力和物力诸方面给予扶植，让少数学校很快“富”起来，使他们有了令人向往的教学环境和光彩诱人的升学率。于是，就有了择校现象。这就是产生择校费问题的根源。择校现象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，使得教育资源、环境的“两级分化”更加严重。说穿了，学校的这种“两极分化”与社会大环境的两极分化是配着套的，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。
当学生竞相往重点学校挤去时，只好用“钱”来设置“防线”了，这就叫做“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”。恰恰是“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”，是做不到教育公平的。因为以谁有钱谁享受“优质服务”为标准淡化了教育的公益性质，违背了受教育权利平等的法定原则。
事实上，提出择校费要取消的人，大多并不是“有权有钱的人”，而是无权少钱的人。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知道，对于有钱、有权或有特别社会关系的家庭，他们会在乎那区区几千、几万择校费？再说，硬交、少交或用形形色色的替代方式交，在趋炎附势成风的学校那里，还成其为一个问题吗？试设想，如果真的取消择校费，又真正做到不开后门，那以什么为标准呢？就是象高考招生一样：“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。这比“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”不是公平得多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固守择校费？择校和收取择校费究竟是为哪些人服务的，不是明摆着的吗？
其实，领导更看重“钱”，还有一个学校创收问题。很多重点学校是使用地方政府主导的银行贷款“暴富”起来的。学校需要钱还贷付息，需要钱支付编外教职工的工资，需要钱改善学生的学习、生活条件，需要钱提高老师的物质待遇，需要钱去完善教学设备和升级校容校貌……如果取消择校费，不少重点学校会有“破产”的危险。这才是择校费不能取消的真正原因。所以，把择校现象看成部分地“教育产业化”，恐怕并不过分。如果算上学校招生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钱权交易，那一年一度的“择校大比拼”给教育造成的本质伤害就更加严重了。
让我们再从“素质教育”的角度看看“择校现象”的危害性。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，教育资源短缺与受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。在这种状态下轰轰烈烈地推行素质教育，风险成本肯定是很高的。家长的心态和行为就是这种风险的真实写照：一方面，他们希望搞素质教育，让他们的孩子轻松愉快地提高素质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千方百计送孩子到升学率高的学校，而不太计较那里搞了没搞、真搞还是假搞素质教育。
现在的重点（示范）学校，大都是在“素质教育”包装下从事应试教育的“好榜样”。他们不能不用拼升学率的办法（具体方法中有“正道”的，还有形形色色“歪道”的）来提升人气、招揽生源。一位担负国家级新课程改革实验任务的中学校长明确地宣称：“没有素质教育学校就没有活力，没有升学率学校就没有生命力！”表述很全面，确是大实话。也没有哪位“吃错药”的家长会选择素质教育搞得好，而升学率不很高的学校的。
经过考试和择校，素质好一点的学生集中到了“优质”学校；其它普通级别的学校呢，素质高一点的老师也被重点学校“择”了去，社会对帮忙他们改善办学条件已是有心无力了，拼升学率没什么指望了，就只有抓“素质”了。因为他们担负着教育素质较差学生的繁重任务，学校不出大乱子也就谢天谢地了。重点（示范）学校才是真抓实干升学率呢。既是如此，真正的素质教育在哪儿呢？
教育部对择校问题早就有过明确而坚定的政策宣示。2006年年7月28日出版的《学习时报》刊发了对教育部长周济的专访。周济部长在专访中谈到了教育部解决“上学难、上学贵”问题的思路，指出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，主要是在“择校”，择校风愈演愈烈，择校费动辄几千、几万，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。因此要下决心逐步解决“择校”问题。
2007年3月8日，周济部长应新华网的邀请，就当前教育热点问题发表网上谈话。周部长说，“你考高中，将来重点高中的名额要比较均衡地分配到各个学校去，没有必要在初中就择校了，而且《义务教育法》规定就近免试入学，这是法定的，要考了就是违法的。但是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？要求各个学校的名额均衡，这样对各个学校的要求将来不是升学率，而是你这个学校能不能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，达到国家给你的标准。这需要大家的观念都有个转变，政府对学校的要求不是升学率，而是能不能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推进工作。”
周部长把解决择校问题提到遵守法律的高度，把具体政策措施说得如此明白（虽然是否合理、全面和可操作还有待商榷），就看怎样完善和落实了。为什么狠话放过几年还无动于衷呢？原因是没有抓到根子上，这就是：“重点学校”不取消，“择校”不根除，教育就难得公平，素质教育也难得当真。（文/zqazy）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魚鮃 |
